我的回答是100%。从生命诞生的一开始就不存在掷骰子之外的问题，连现在我的人生观和我努力的原因，都是因为家庭、受到的教育产生。最原始的动力和欲望只能由出生的家庭、存在的时代和物理环境息息相关。

 

　　这件事件最可笑的地方在于，他们定义了网瘾。原本网虫、极客的中性称呼最终变成了贬义词。更可笑的是，多年之后，仍然会有人跳进被定义为“网瘾”的大坑，在杨教授定义的立场上与杨教授搏斗。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当年逼迫戒网的家长们其实也有网瘾，我们网瘾了，但我们后来过得很好。

 

　　如果去掉社会，人本来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计划者和执行者。放在6000年前，我们还会把同类当成单纯的敌人，用尖锐的石头把对方扎穿，因为对方部落也需要抓捕这片水域的生物作为食物。

 

　　当儿童是父母的养老投资，还有可能是唯一的养老投资的时候。如果投资人觉得这个资产在走偏很有可能要失败亏损，这时有个强有力的麦肯锡样的有成功案例的咨询公司要插手帮你管理这个投资并表示保证收益，必然有人鼓掌欢迎。同理，在家长有限的认知对网络、游戏产生的恐惧下，没人敢保证父母的决策不对儿童身心造成伤害。

 

　　杨教授就是个家暴代理者，暴力外包，家长是决策者。儿童不愿意面对现实才是真正糟糕的事情，引发的原因无非源自家庭矛盾、视野、经济，甚至计划生育带来的被迫将资源集中在一个儿童身上。我坚信戒网中心中家长高收入高教育的不多，两者重叠的应该没有。高收入高教育家庭中那些被定义为“网瘾”的小患者们，现在最糟糕也应该在骗互联网风投了吧。

 

　　网络和我们平时使用的交通工具一样，没有什么上不上瘾的。如果网瘾定义成立，那么开车上下班的人应该有车瘾，呼吸的人应该有空气瘾，那么我还认识热衷于背单词的朋友，上瘾就该吊起来打的逻辑本来就相当愚蠢。

 

　　一个带有强制性的社会机构引导所谓的正义，不过是个遮羞布，让家庭中真正存在的矛盾得以继续匿藏，继续自我感觉良好下去罢了。最后引用触乐《被杨永信改造的孩子们》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有人说家长也糊涂，杨永信只是个工具，家长是帮凶，行，我认。”在北京大学读社会学硕士的刘刚对我说，“但是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不就是应该挡住傻逼的吗？法律不该帮助弱势群体不受伤害吗？家长糊涂，孩子就活该？就活该被糊涂家长和骗子一起把自己弄死？”

 

　　究竟谁才是虚拟现实主义的大魔王？

 

　　看过这么多魔幻小说，仍然不敢相信，在今天竟然会有这样一部虚构世界的真实版。男主角就是杨教授，在一个叫戒网所的地方，他可以行驶皇帝的权利，但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一个救世主。他每天都在做“善事”，他认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被困惑于网络世界的网瘾少年。每次看到孩子们在他“爱的教育”下顺利从戒网所毕业时，不管是磕头还是下跪，他都认为自己“功德无量”。他从未考虑过在孩子们在戒网所“被教育”时，孩子们被送进第13室里，受到的身体的皮肉之苦，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不听话，就多使用一些点击就好了。像这种类似于《1984》和《发条橙》的剧情，竟然真实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剧情如此的相似，不得不令人怀疑，杨教授才是所谓的“网瘾患者”，他沉迷于自己所设计的虚拟世界之中。

 

　　10年过去了，杨教授依然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无法自拔，在他的世界里，网瘾依然是个病，需要电击治疗。他的皇帝梦还没有醒，他还沉浸在救世主的角色里，享受着功德无量的崇拜。他绝对没有想到，在所有不同程度的网瘾患者中，他其实才是最需要接受治疗的那一个。

 

　　网瘾这个词已经消失了很久，当初的网瘾少年都已长大成人，人们从对电脑的习惯改成了手机。互联网不断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就连当年说我们有网瘾的父母辈都在朋友圈里玩转自如。只是我们不会像看病人一样认为自己的父母患上了网瘾，也不会带老人家到杨教授那边去看病。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现在想想，我们这些当年没有接受杨教授治疗的“网瘾少年”，依然很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是省下了一笔不少的费用呢。